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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史论稿三十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读后-【xinwen】

发布时间:2021-10-12 09:02:41 阅读: 来源:收纳柜厂家

有关军事及武备力量问题的研究,学界向来以兵制为重点,除了不少探讨兵制诸多侧面的论文外,又以王曾瑜先生《兵制初探》为全面、系统性的专著。这些研究,无疑从总体上揭示了宋朝兵制的基本内容。但是,对两宋时期出现的各种军事范畴内的活动及现象,特别是通常意义的兵制所无法包容或深入探讨的问题,则多为个案性的分析,目前做集中而细致地分析工作,尚显得不足。如宋朝军事与国防政策的演变过程、武将群体的分类与构成、中央与地方统军体制的相互关系、地方与民间武装,以及诸如蕃将之类等等问题,都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。新近出版的黄宽重先生(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)《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》一书,便是就南宋地方武力及相关问题,加以专门探讨的力作。

早在20世纪上半叶,已有学者关注到南宋地方义军的问题。谢兴尧发表了《南宋时之忠义军与水浒传》,黄现?著、陶希圣增补的《北宋亡后北方的义军》问世,黄现?又发表了《南宋初年河北山东之义军》,翦伯赞发表了《南宋初年黄河南北的义军考》。另外,邓广铭在1944年撰写的《》,对南宋初期地方武力有所论及。这些论著的出现,无疑打破了旧王朝史家狭义的认识和评价。需要指出的是,当时学者们探讨这些问题的出发点,显然与抗日战争的时局有颇大关系。

20世纪下半叶,海内外学人对这方面的研究继续扩展,其中中国大陆学者对南宋地方义军,特别是作为热点问题的农民起义军性质的论述相当热烈。主要有赵俪生先后发表的《南宋金元之际山东、淮海地区中的红袄忠义军》、《靖康、建炎间各种民间武装势力性质的分析》,张家驹发表的《宋代的两淮山水寨南方人民抗金斗争中的一种武装组织》,邓广铭的《南宋对金战争中的几个问题》,华山先后发表的《南宋初年的范汝为起义》、《南宋绍定、端平间的江、闵、广农民大起义》,李春圃、何林陶《关于李全的评价问题》,白钢、向祥海出版的《钟相、杨么起义始末》,刘伯涵发表的《从王夫之“宋论”看南宋初抗金义军的弱点》,朱瑞熙先后发表的《南宋广西李接起义》、《南宋福建晏梦彪起义》,汪廷奎《南宋广东摧锋军始末》等等论著。而就防御工事的研究,以南宋钓鱼城抗蒙事迹为集中。这些研究在探讨的范围和广度上,已超越了以往,并对南宋各种民间武装势力进行了一定的概括性的分析。但其中的某些观点,也不免或多或少带有当时政治环境的色彩。至于一些附带着更多的应时性因素的文章,则不加列举。

与此同时,海外学者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。主要的成果有:孙克宽《南宋金元间的山东忠义军与李全》,陶晋生《南宋利用山水寨的防守战略》,石文介《南宋初期军力的建立》,王世宗《南朝变乱之研究》,梁天锡《南宋广东摧锋军》,李荣村《黑风峒变乱始末》,苏基朗《论蒲寿庚降元与泉州地方势力的关系》以及黄宽重先后发表的十篇(部)论著等。这些研究,虽因视角与大陆有别,侧重点各有指向,但都颇多地涉及了南宋地方武力本身的一些问题。其中又以黄宽重的系列论文最为集中。

应当说,前人在对南宋地方武力的研究方面,已取得一定的成果,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也已厘清。但做系统、深入和较为完整地论述,仍然不够。从黄宽重先生《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》“自序”可知,作者自早年读博士时,便以南宋边境上的义军武装为研究主题。以后,又将探研的范围扩大至有关南宋地方武装力量的许多问题,前后延续多年,出版和发表了包括《南宋时代的抗金义军》、《南宋飞虎军》及《从坞堡山水寨地方自卫武力》在内的系列论著。本书正是作者多年研究、思考的结晶,因此,本书便具有对以往研究做总结性的学术价值。故称其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中的力作并不为过。读罢本书,我感到有以下几方面的突出之处值得推介:

其一,研究视角新颖。作者并未将南宋地方武力作兵制式的面面俱到性的论述,因为王曾瑜先生《宋朝兵制初探》已有过系统地研究。于是,作者研究的视角集中于南宋地方武力的若干个重要方面,尤其是具有代表性、典型性的个案上,探讨其“共通之处”,以便“了解其属性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”(作者语)。作者首先选取了广东摧锋军、福建左翼军和湖南飞虎军三支代表性的地方军,在分别梳理其发展变迁过程、各自特点及其相通之处的基础上,探究南宋时期地方军所发挥的作用和局限,并揭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变化。然后,对南宋镇抚使、两淮山水寨、茶商武力和山东地区李全父子势力等重要问题进行深入地考察,继续追踪这些地方武力表象之下隐藏的各种利害关系,探讨这些武装及其领袖动向的内在原因。此外,还对南宋、高丽军民使用山城、水寨抵御蒙古进攻的效果,进行了分析和比较。通过对这些问题细致地研究,作者突破了以往对南宋地方武装较为宽泛的认识,获得了更为真实、具体的结论。同时,我个人认为这样的研究,使远离现实的那一段历史也增添了许多立体和生动之感。

其二,注重汲取以往成果。阅读本书各章和检索附录“参考文献书目”,不难发现作者对前人的有关研究成果几乎搜览无遗,这就使本书具有了广博的基础,避免了“孤陋寡闻”的尴尬。如在“广东摧锋军”一章中,便列举了大陆学者汪廷奎、胡昭曦,香港学人梁天锡及台湾学者李天鸣等人论著的见解;在考论“经济利益与政治抉择”一章时,则引述了两岸孙克宽、萧启庆、李春圃、赵俪生、周良宵、陈学霖及唐长孺诸先生的相关成果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作者尊重前人成果,却并不囿于成说,往往依据自己的研究,提出独到的见解,以超越前人。如在“福建左翼军”一章涉及蒲寿庚降元问题时,便肯定了苏基朗教授的观点:蒲氏的举动乃是泉州地方势力“以个人、家庭及地方的利益为依归,与宗室派及抗元派爆发大冲突”的结果,又指出“这一看法扭转了以往过于凸显蒲寿庚以一人一姓之力降元,以及异族人在宋代楚材晋用的看法”。但作者并未简单地停留在苏基朗先生的见解上,而是从具体分析左翼军入手,进一步论述地方势力“面对新旧政权交替之际,为维护自身及地区利益,在理想与现实之间,经过折冲与冲突的过程”。既使这一观点得到充分的支撑,也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再现了这一段史实复杂曲折的历程。

其三,分析和议论深入、中肯。作者显然是一位功力深厚而又独具慧眼的史家,在论述各章内容时,往往通过抽丝剥茧的手法,逐一揭示问题的成因所在,语言平实、可读,既没有生硬刻板的冬烘气味,也不简单地罗列大道理。如论述两淮山水寨时,除了肯定其在抗击金、蒙进犯上发挥的作用外,也从繁重的劳役、地方官的苛扰、地方和民众利益的冲突、地方势力的纠葛等等方面,发掘两淮山水寨所承受的困境,指出其在某些情况下曾出现态度复杂、摆动的现象。这便深化了传统意义上对义军的见解。对李全父子政治动向的分析,是从当时背景下的政治抉择与经济利益的影响两方面因素,实事求是地考察李全父子的完整变化过程,其最终蜕化结局也自然在情理之中。也突破了以往“或从民族大义的角度看待李全父子,或从农民起义角色讨论李全兴起的因素”的简单化理解。李全不是彻头彻尾的民族变节者,也不是崇高的反封建英雄,而是那个复杂变化时代崛起的地方领袖人物。需要强调的是,作者通过对诸多个案的分析,总结性地指出:在面临强大外患及内乱的威胁下,南宋政权接纳了地方的武装力量,创立新的制度,对北宋强干弱支政策进行了一项重大修正,“反映了南、北宋政权不同的特质”。而地方武力不仅与南宋正规军并存,更是支撑赵宋政权延续的武装力量。这些结论,无疑准确地触摸到两宋政治发展及演变的重要经脉,深化了南宋史的研究。依我看来,作者不喜空论,注重史实及其完整性的研究特点,值得学习。

此外,史料丰富、详实,也为本书一大特点。单单从著作中引用文献资料之富,就能得到最好的说明。至于本书具有的其他方面的诸多特色,就不一一列举。

本书之所以能取得以上显著的成就,当在于黄宽重先生长期专注于一个专题的探索,而心无旁骛,不追求浮光掠影式“大面积”涉猎,这恰恰是当今学界所缺乏的真正意义上的研究精神。读完本书,我受益匪浅,不仅对南宋历史上发生过的地方武装力量的许多问题,有了深入、完整的了解,而且对我现在正从事的宋代军制的研究,也有颇多的启发。

总之,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弥补学界的不足,已见上述。不过,就南宋地方武力的所有问题而言,本书仍不可能完全论及,也就是说,仍留有许多空间可以继续扩充。如南宋四川地方武装等问题,便需要进一步探研。作者在自序中也指出:“南宋地方武力的名称复杂,任务有别,牵涉的范围广泛,要进行全面、完整且深入的研究并不容易。”但本书为这一专题的继续研究,无疑奠定了雄厚的基础。另外,本书也存在个别值得商讨之处。如作者将茶商武力也视作南宋地方武装,似可商榷。诚如本书所论,茶商之有武力,乃在于保护走私活动。故其应被视为南宋政府的敌对力量,这无论与广东摧锋军、福建左翼军、湖南飞虎军,还是与交界地区的镇抚使、两淮山水寨,甚至与归顺宋廷的李全父子武装,都具有不相同的性质。至于茶商走私武装被收编到宋军后的情况,则已与茶商武力本身关系不大。本书第313页所提及的武休关,作者注在今陕西甾坝县,此当为印刷之误。陕西有留坝县,而无甾坝县,武休关也恰位于陕西留坝县南。

(原文发表于《中国社会历史评论》第五卷,商务印书馆2004年8月出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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