平衡区域发展要靠权力下放

平衡区域发展要靠权力下放

对于如何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，很多专家提出了建议，要点是促进功能、产业、人口由北京向河北转移。北京已经太拥挤了，而河北发展程度还不高，部分功能、产业、人口的转移对整个区域的可持续发展都是有利的。推而广之，从一线城市、东部地区向二三线城市、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对整个国家也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。　　有人建议，政府应该提高北京中心城区的企业运营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，逼迫企业外迁，例如，使房价维持在高位，并提高写字楼、商业中心的租金。他们这是在为北京继续维持高房价找一个理由。这种观点看似有理，实则已经被证伪了。这些年，北京的运营成本和生活成本不可谓不高，却没能阻挡企业总部向北京搬迁，北京的外来人口也是年年增长。　　企业和人口流向北京而不是流向河北的原因，并不是北京的成本低，而是因为北京的收益高。北京是首都，地方政府要来这里“跑部钱进”，企业将总部设在这里则可以获得很多便利。因为企业总部多，特别是金融企业总部多，北京高收入职位的数量是其他城市所不能比的。西城区在岗职工2012年的平均工资超过12万元。便利性、高收入才是企业、人口流向北京的根本原因，建议提高成本逼迫他们外迁是看错病、开错药。　　北京不是从来都有如此大的吸引力。在1990年代，它不如深圳那样耀眼。2000年，北京常住外来人口为181万，而深圳有576万。但进入21世纪以后，北京的发展大大加快了，2010年常住外来人口达到705万，深圳为786万。这种吸引力的增强，与权力集中度的提高是具有相关性的。1990年代中期之前，中央是向地方放权的。1990年代中期之后，中央的能力逐渐增强。影响最大的应该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，使中央财政收入从20%-30%提高到50%以上，地方财政支出相当一部分要靠中央的转移支付。另外，1990年代晚期，国企改革深化，伤筋动骨之后几年，中央企业的盈利能力大大增强了。金融业的发展，客观上也导致资源向北京以及上海集中。　　权力上收使企业和人口向北京流动，那么，要使其反向流向二三线城市、中西部地区，就要下放一部分权力。例如，一些审批权限可以下放给地方政府。更重要的则是财权下放，那样地方政府能有更大的灵活性，也可以减少“跑部钱进”等行为。这牵涉到财税体制改革，是一个重大课题，还需要深入研究。　　财税体制改革比中央转移支付更能激发地方的活力。改革开放初期，有面向外贸与外资的税收优惠，如外资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，东部地区因此受益，获得了更快的发展。下一阶段，要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，能不能有类似的针对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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